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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乡音:一坛醇香绵长的米酒
——说说延安方言的非物质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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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09-22 来源:延安日报

  方言乡音是什么?方言是母亲站在硷畔上对孩儿的无尽呼唤,是远在他乡游子的长久梦呓,是一缕难以割舍的乡愁依附。而延安方言更犹如一坛醇香绵长的米酒。如果你经常处在家乡,也许没有这样的感受,当你长期远走他乡,这种情愫就会愈加浓烈。

  十多年前我在人大工作,随团赴北欧议会考察,那天在德国罗斯特克市一个中餐馆午餐。听到我们闲谈,一个华人中年男子走过来,用一口纯正的关中话问:“陕西来的?”我们回问:“听口音你也是陕西人?”他眼睛一亮,涌现出泪花:“西安的,西安的。”他和我们一一握手,要给我们免单。我们谢绝,他立即让后厨给我们加了几道西红柿炒鸡蛋、炒土豆丝之类的陕菜。他说,他家离餐馆远,要知道你们来,就把老母亲接来说说话,她不会德语,无法交流,很寂寞啊。言谈中得知,他原来是西安唐城宾馆的厨师,先来到这里打工,后来有了实力盘下了这个餐馆,全家迁居这里。饭后,我们要到港口,乘轮船去丹麦。他送我们上车,依依惜别,中巴车远去了他还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我们。我的心里也有些酸楚,我想起了“他乡遇故人”这句老话,也更加深刻地体会了“乡愁”这个词的含义。时隔多年,那次邂逅还历历在目。这些都是对乡音方言的感性认知。

  那么,如何理性地看待方言呢?方言保护传承与推广普通话又是什么关系呢?我国大力推广普通话,这与把方言的根留住并不矛盾。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方言类型众多,学习普通话是社会交流不断扩大的需要,要求公务人员讲普通话,是为便于更好地为民众服务,而不是要排斥和限制方言的传承应用。正如各国学习世界语一样,并不是,也不可能统一或代替各国各地区的语言,只是为便于全球化的交流。因而,从宏观意义上讲,方言在一个特定地域的存在,是维系文化和情感的纽带。其标志着一种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是文化精华的积淀,是多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承载体现。任何一种文化遗产都离不开方言的表述。

  延安方言在祖国方言的百花园中,有着独特的魅力与文化价值。延安是人文初祖黄帝及其部落活动繁衍,开创文明的地方之一,语言、文字的创造发展相对较早。这是延安方言形成的源头,也是延安社会生活文明进化的基因解码。夏、商、周延安属雍州之域,春秋、战国属魏、秦,秦统一六国至汉以来,延安属上郡南部。战争频繁,兵员聚散流动,多民族迁徙融合,使延安方言吸纳了诸多外来方言的优点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胡语、羌言元素。金元统治时期,延安的地方官员均由执政的少数民族担任,称“达鲁花赤”“奥鲁劝农使”(元代地方官职名称)等等。延安一些地名至今保留着北方少数民族叫法,如:黑木、库利、阿青(沁)等。明代前期,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大规模移民,又使晋语注入陕北方言。至今陕北的老辈人都说:“问我祖先哪里来,山西洪洞大槐树。”陕北一些古代县志、族谱均有这方面的记载。明代政治、经济局势相对稳定之后,朝廷向中原大地和陕北的移民,是一次平衡人口、资源的策略。“大槐树下”只是一个集中签发官方文牒(路条)的地方,有了官方路条,迁入地官方才能予以认可,接纳安置。平衡人口资源发展经济的初衷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方言的融汇与新的生机。明代的延安府,领辖包括今榆林市在内的3州16县。延安府南部的相对富庶,使得北部“苦焦”地方的先民向南迁移,这就是人们至今常说的“走南路”。故土难离,因而他们将原住地的生活习俗、方言,甚至村名都带到了新的庄园,丰富、拓展了南部的文化、方言。一代一代不识字的陕北原住民,口口相传的言语、词汇,在生产、生活重复中,在家长里短的闲话中,在嬉笑怒骂的玩乐中,传承和丰富着这方水土的文化和方言。

  进入现代,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延安成为中国红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成千上万全国各地的人文精英汇聚延安。延安的古老文化和方言,受到外来先进文化和多元语言的冲击,但却未能动摇延安方言的根基,而是为延安的方言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使延安方言这一深藏黄土人未识的瑰宝,得到挖掘认识,大放异彩,让世界惊叹。那些用陕北方言来表现的陕北秧歌、陕北民歌、陕北道情、陕北说书、酒曲,以及民间风俗信仰、礼仪、庆典中的说辞,跳神送鬼的咒语,便被誉为陕北历史文化的活化石。陕北民歌《东方红》成为亿万国民感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主席的颂歌,《刘志丹》《谢青天》《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一批陕北民歌唱出延安,唱遍全国,至今经久不衰。陕北方言以其厚重的历史价值和独特魅力震撼了世界,荣登了大雅之堂。延安方言实现了由生产、生活、社会交流工具层面到文化遗产层面的升华。

  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3万多名北京知识青年来延安插队落户,遍布各县农村。北京话和延安方言在交流中发生了碰撞,使延安方言受到大范围冲击。延安山村的乡民们,男女老幼有了面对面与普通话交流的氛围。他们能够听懂了普通话,也学说着不太标准的“醋溜”普通话。延安方言被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总之,历朝历代官方的规范语言与延安民间方言流布一直为双线运行,而且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在延安枣园小山村余家沟插队数年的北京知青王克明,回京后10余年潜心研究,写出一部《听见古代》(中华书局2007年版)的延安方言专著,阐释了近4000个延安方言词汇,从宏观语言学比较,到延安方言的文化渊源和演变,以一种高屋建瓴的视角将延安方言向外界解读,有一种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的神奇感觉,使世人加深了对延安方言古老悠久和博大精深的认识。地道的陕北米脂人王建领的方言专著《把根留住》,深入浅出地从非物质文化层面,将陕北方言上升到陕北人文历史本源的高度。

  延安方言应属晋语分区和中原官话区两种类型。延安方言中这两种类型表现得较为明显,但又呈现着一种大同小异的分布。

  延安37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200多万民众。其方言可用“大格局、小群体”来概括。行政区划的界线无法阻隔方言的穿插渗透,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他”,相互连绵。社会交流的需要使之潜移默化。吴起、志丹、安塞方言中,有北部榆林定边、靖边方言元素;西部北洛河流域又有陇东方言元素。

  子长、延川方言中,有榆林清涧方言的元素。子长北部又有榆林横山、子洲方言的元素。这两县方言发音“zh、ch、sh与z、c、s”不分,“z、c、s”与“j、q、x”不分。前鼻韵母与后鼻韵母不分。秀延河北段的子长安定川、瓦窑堡一带有一个最特殊的发音“我”,无法用拼音表示,在延安方言中独一无二,且又和江苏吴越“我”的发言相同。

  宝塔区和甘泉北的方言中,榆林、绥德、米脂的方言元素较多,因为榆林市各县南来的移民多。但宝塔区的原住户老年人至今把延安叫“阳(yang)安”。

  延长、宜川沿黄河地带的方言中,晋语元素明显较多,受黄河东岸的山西大宁和吉县影响。说“上炕”是“射培”,叫树为“鉢”(bo),叫牛(niu)为“欧”(ou),水为“树”(shu)。

  富县、洛川、黄陵、黄龙与关中渭北塬区各县接壤,方言与关中秦语大致相同。富县为古代鄜州,辖洛川、中部(今黄陵)、宜君(今属铜川)三县,曾为唐代长安以北第一军事重镇,受关中秦文化影响较大。如问哪里是“阿(à)达(dà);回答是“兀达”,表示“那里”,且不确定。问做(zō)啥(sà),答“那(nài)乖(guāi)。”洛川方言的“那乖”用得最多,似乎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万能词汇。“我”(wǒ)的发音为(e),同关中方言。

  方言区块划分,只能涉及方言现象的特点。延安方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生活的丰富多彩,正在不经意中发生着演变,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延安方言的表义有一种只可品味,不可名状的微妙效果,且入情入理,贴切备至。如说发愁为“熬煎”,把愁得难受以煮水作比。说生病为“难活”。“人难活得要命哩,呻唤得咳来来的”。说小脚老婆走路“格拧打筛”,把走路姿势展示得活灵活现。

  说人笑得失态是“笑得稀卜赖咳”。延安以北说老人亡故是“失觉了”,即失去知觉了;说小孩夭折是“堆灾了”。均不愿将那个死字直白地说出来,充满了惋惜怜悯之情。

  延安方言对同样事物的一种表情、状态,可以用不同的说法来表达其细微的区别,褒贬之意、程度轻重均表现得极致微妙。如说“眉、眼”二字:浓眉大眼、慈眉善眼、虎眉挣眼、平眉正眼、明眉亮眼、温眉顺眼、喜眉浪眼,橫眉冷眼、立眉竖眼、斜眉吊眼,挤眉弄眼、急眉闪眼、挑眉逗眼、酸眉溜眼、擅眉搁眼、描眉画眼,丢眉撂眼、胖眉肿眼,贼眉鼠眼、灰眉苍眼、蔫眉憷眼、秃眉瞎眼、憨眉楞眼、贱眉辱眼、刁眉怪眼、馋眉饿眼、哭眉丧眼等等。这二十多种说法各有其确切含义,这样既丰富又精到的表现力,是其他地域方言难以达到的。

  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延安方言也有新的跟进。如“过来一挂(辆)烂烂车,响得嘿零贯啦直吼哩。”用象声词让人感受烂得程度。延安民间的酒文化过去是划拳行令,吆五喝六。现在又新出现打点子,也叫“吹牛”,明打暗吹。有人叫几个确定的点数,有人也叫几个“那乖”。

  “那乖”是几?不确定,揭开几点就几点,有一种灵活的不确定性,但也能分出高下。这也是一种方言的演变发展。

  延安方言叠词运用十分精到,比喻得当,把事物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描画一个俊女子的一段小曲:

  黑格油油头发双辫辫,辫梢梢扎上蝴蝶结。粉格朵朵脸脸赛桃花,毛忽闪闪眼眼会说话。樱桃桃小口口一点香,脆格铮铮嗓子银玲玲响。兰花花袄袄紧腰腰,绿格茵茵裤裤随风飘。白格生生袜袜攀带带鞋(hái),走起路好比莲花花开。后生家看见就心火火燎,烧酒酒猪肉也没了味道。

  描述从头到脚,有声有色,有神态,有观感。这种活脱脱的形象效果是书面语言表述难以达到的。

  延安方言中的歌谣、谜语、谚语、歇后语更是丰富多彩,有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这方面的精粹举不胜举,仅以两段有趣的旧时童谣为例。

  女孩:煮豆豆,下(hà)米米,我大(爸)给我寻女婿。不要拐沟旯旮的,就要川道平原的;不要柴门草户的,就要拉骡套马的;不要赌博溜坬的,就要念书识字的。戴顶子,穿靴子,叫我享福美气的。

  男孩:敲锣锣,打鼓鼓,我大给我迎媳妇。不要丑卜楞腾的,就要俊格旦旦的;不要好(hào)吃懒做的,就要贤良精明的;不要毛手大脚的,就要扎花绣叶的。烧火火,做饭饭,给我养儿抱蛋蛋。

  这两段旧时的男女童谣天真无邪,有标准,有向往,又传递出一种农耕文化的时代印记。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农村的小孩不唱这样的童谣了,这只能成为渐渐消失的记忆。

  延安方言中有些字发音很“古怪”,字典里找不到,也写不出来。但却特别有味。有一个用延安方言表演的小品,写一男子驾车违章。警察要开罚单,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ruà”。警察被考住了,问“字怎写”?他说“不会写”。只说“我生下(hà)来胖格嘟嘟的,肉格乎乎的,ruà格念念的,我大(爸)就给我叫了个ruà”。按这个意思,如果要造这个会意字来表示,就应该是“月多(ruà)”了。因汉语部首中从“肉”的偏旁都用肉“月”来表示。这种表达效果是普通话所不能的,这就是特色。

  总之,方言是一种文化,其并不意味着落后卑微。不同地域的方言没有高下雅俗之分,只有比较特点可言。延安方言是中华民族语言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这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中的综合媒介,无处不在,不可忽缺。方言不是现代文明发展的阻力,而是文化多样性、丰富性的根。目前,国家对方言的保护传承十分重视。北京、上海在这方面率先行动,抢救方言。在今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之际,光明日报读者俱乐部网站搞了一个“十二种方言同诵《十二月歌》”的活动,让广大网友找自己的乡音,评说味儿正不正,旨在传承方言文化。作为延安人,对延安方言也务必加大挖掘、抢救、保护、传承的力度,使之更加大放异彩。(樊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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